我在垂死的城市中醒来。城里有几处仍冒着火光，港口建筑物已被夷为平地，运送粮食和疏散受伤民众的船只停泊在奥贝斯德湖，无法停靠码头。到了晚上，码头人员才清出一块地方让船只载卸人员和货物。我赶了过去，找过一艘船又一艘船，终于找到一艘开往挪威的船。那艘船叫“安纳”号，运载水泥前往特隆赫姆市。这个目的地正好适合我，我想通缉令应该不会发送到那里去。德国人做事一向有条不紊，但码头乱成一片，指挥命令更是令人无所适从，这样形容已经很客气了。我领子上的党卫军徽章似乎替我塑造出一种形象，让我轻易就上了船。我拿出派遣命令给船长看，并向他说明文件的意思是指我必须挑选最直接的路径返回奥斯陆。在现在这种局势之下，我必须搭乘“安纳”号前往特隆赫姆市，然后再搭火车返回奥斯陆。搭船返回挪威的旅程花了三天。我走下船，拿出证明文件，被放行。然后，我搭上开往奥斯陆的火车。火车之旅花了四天。下火车之前，我走进厕所，换上从布洛海德那里拿来的衣服，准备迎接第一个挑战。我走上卡尔约翰街，天气十分温暖，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两个少女互相挽着手臂迎面走来，经过我身旁，咯咯大笑。汉堡的人间地狱似乎已远在几光年之外。我的心充满喜悦。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重生了。洲际饭店的前台接待员戴着眼镜，仔细查看我的身份证明文件。“欢迎光临洲际饭店，樊科先生。”在鹅黄色的饭店客房里，我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聆听外面的城市声响，试着念出我的新名字——辛德·樊科。这名字很陌生，但我明白，这也许行得通。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诺玛迦区。……男人叫伊凡·尤尔。他似乎觉得我讲的故事难以置信，就跟其他大后方的男人一样。他们当然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如果说出实情，说我曾经在东线作战而现在是命案通缉犯，只会比当逃兵后经由瑞典回到挪威更让人吃惊。他们通过情报网络核对我的资料，收到这个名叫辛德·樊科的士兵据报已经失踪，可能已叛逃至苏联阵营的确认。德国人的系统真是井井有条！我的挪威语十分标准，这可能跟我在美国长大有关系，但是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辛德的农村小子竟然这么快就摆脱了居德布兰方言。我来自挪威一个小地方，就算是我年轻时（年轻时！我的天，不过才三年，却恍如隔世）的熟人遇见我，肯定也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变了个人。
我很担心认识辛德的人会出现。幸好他的家乡比我的家乡更偏远，不过仍然有亲人可以指认他。我今天走来走去思考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没想到他们竟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我去杀了我（辛德）那个加入国家集会党的哥哥，让人惊喜万分。这道命令是为了测试我是真的想加入反抗军还是来当间谍的。丹尼尔跟我几乎爆出笑声，仿佛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解决之道。他们竟然要我去杀了那些可能掀我底牌的人！我清楚地知道这群伪士兵的领导人认为弑兄命令太过火，他们躲在安全的森林里对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我决定在他们改变心意之前，完成下达的命令。入夜之后，我就去城里，拿出我的枪。我把枪和制服藏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然后搭上我来奥斯陆的同一班夜车。我知道辛德家的农庄附近的村庄，所以我只要问……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奥斯陆。又是奇怪的一天。整个挪威都因为获得解放而欢欣无比。今天奥拉夫王储和政府代表团抵达奥斯陆。我不想大费周章跑去港口观看，但我听说奥斯陆有一半的民众都挤到了港口。今天我穿着便服走上卡尔约翰街，尽管我的“士兵朋友”都不了解我为何不想穿上反抗军制服，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接受英雄式的欢迎。在这种时刻，反抗军制服对年轻女人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女人和制服——如果我没记错，女人在一九四〇年也很喜欢追逐党卫军的绿色制服。我走到皇宫，想去看看王储是否会站上露台说几句话。皇宫外也聚集了很多民众。我到皇宫的时候，警卫正在换班。换班仪式是一场依循德国标准的可悲演出，但人们照样欢呼喝彩。我希望王储会在这些所谓善良的挪威人头上泼一桶冷水，这些人就跟被动的观众一样坐在旁边观看了五年，没有替任何一方抬起过一根手指，现在却高声呐喊要向叛国贼讨回公道。事实上，我认为奥拉夫王储能了解我们，假如传言属实，奥拉夫王储并未和国王及政府官员一同逃往英国，而是留下来和挪威人在一起，分担挪威人的命运，并且在投降期间展现出骨气。但当时的政府官员反对王储留下，他们知道这样会让自己和国王陷于尴尬的境地：竟然把王储独自留在挪威，自己逃之夭夭。是的，我希望年轻的王储（他知道军服怎么穿，跟那些“后期圣徒”截然不同）能对全国上下说明，那些上东线作战的士兵对挪威有什么贡献，尤其他曾亲眼看见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派对挪威有多么危险（现在仍很危险）。一九四二年，我们正准备被分派到东线时，据说王储曾和罗斯福总统谈过话，并对苏联觊觎挪威的计划表示关切。有些人手摇国旗，有些人唱歌，我从来没见过树木如此翠绿。王储今天并未站上露台，我只能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