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余岁才刚刚放寒假,他和姑妈余瑛一起生活,已经在北京住了十四年了。
他们住在偏远的郊区,一室一厅,唯一的好处是在一楼还有个小院子。余瑛是妇产科的医生,后来失了业就在一楼开了小诊所,主要平时看看感冒发烧,头疼脑热,偶尔帮未成年少女打打胎之类的。
当然这都是疫情之前的事,谁都没有想到,新冠肺炎没有压倒亿万中华人民,没有压倒武汉,却偏偏成为了压死余瑛的最后一根稻草。
余岁跟他姑妈关系并不好,那个客厅是余瑛的诊所,唯一的房间属于余岁。
最开始隔离在家的时候,街道一天来查一次体温,一开始街道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个量体温查,后来变成了居民自查他们填写。
没办法出门买菜,每周有工作人员送上门,50块钱一袋菜,不能挑也不能买一半,余瑛并不富裕,基本上将近两周才买一次,家里的米很快见了底。房东半夜打电话来要房租,家里的人得了新冠,急需用钱看病。余瑛没办法,补上了拖了半年的房租。
正当余瑛为了钱而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个女孩半夜敲响了她家的门。
3000块,打掉她肚子里的孩子。余瑛量了她的体温,很正常,于是大着胆子做了。
那女孩在她家那张蓝色的护理床上躺了一天,带着血迹离开了余瑛家。
电视里每天都在增加着感染人数,所有人都很焦虑,疯狂的刷新着消息。
最开始余岁也很正常,偶尔焦急,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呆在自己屋子里,看书做题,唯一的电视也在他的房间。
没过多久,余岁突然被余瑛从房间里拖出,余瑛带着一个小电锅和微少的粮食进了余岁的房间,并且把自己反锁,不允许余岁进来。
余岁只好在客厅住下,他丝毫没有过问余瑛的死活。
街道的人再次敲响了他家的门,换了个女生,语气很不耐烦。
余岁报了体温那女生就走了,没有人看一眼余瑛。
余岁把厨房能吃的都吃完了,他开始砸门问余瑛要钱,余瑛没有回他。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余岁盯着客厅的钟,越来越烦躁。他像个孤魂野鬼飘在客厅里,看着那些医用仪器。没有人跟他说话,接受不到任何消息,就算走出去,院子里也一个人都没有。
他开始翻东西,在客厅的所有角落找着钱。
终于,余岁找到了那三千块钱。
而那时隔离已经到了尾声,四月初,这座城市缓缓启动。
余岁逃了出去,街上人很少,所有人带着口罩,他冲进超市买了泡面,蹲在小超市门口疯狂吃着。
等到他回到家,街道的人砸开了他的房间,余瑛的尸体横在他的床上,压着他的满分数学试卷。
其实余岁根本不知道余瑛是不是感染的新冠,或许她真的感染了,来自那个打胎的女生的鲜血,或许她根本没病,她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自己吓死了自己。
但是都不重要,余岁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
余岁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还有两千九百九十五,离开了那里。
他没有回学校上学,找了个饭馆打工,睡在饭馆二楼的小阁楼。他的焦虑症,终于在一天夜里发作了。他跪在地上,浑身都是汗,一瞬间,余岁以为余瑛要来找他索命了。
白天他在饭馆吃了一碗又一碗的饭,晚上又抖的浑身难受,最终余岁还是去参加了高考。
余岁略过了很多细节,大致跟今朝说了下:“……我姑妈得了新冠去世了,然后我就一直一个人生活。”
“你父母呢?”今朝搂紧了余岁,试图给他传递一点力量。
“不知道,像我这种身体,估计从小就不要我了,我姑妈从来没提起过他们。”余岁的声音倒是很平静,仿佛是在说另一个人的经历。
“哥哥,我没有家了。”余岁靠在今朝肩膀上,歪着头叹息着。
“岁岁,哥哥这里就是你的家。”今朝心软的一塌糊涂,“岁岁你户口本还在吗?回到北京,哥哥把你的户口上在我们家好不好?”
余岁轻轻笑了下,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