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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可能真遮蔽了理论界的视界。中国社会的当下繁荣，也似乎使忙忙碌碌的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时间来反思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
看完田大教授送来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经济学不是很有研究的乔伟，这才意识到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像数学和物理那样的Jing密科学，而应该是处理人类内省、动机、预期和价值等问题的“道德科学”。
总之，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就是经济学的哲学。而像几何学家那样致力于证明定理、推导结论的经济学，说白了只是经济学的方法论。
可以想象，刨去“盛世危言”升级版的内容不谈，其本身的立足点都可能引起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更何况他们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分析、博弈论等方法，居然推理出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地进行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改革，十五至二十年内，将会出现二十六个可能以及十二个必然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二十六个可能，十二个必然，这让在任的和卸任的中央首长把脸往哪儿搁？乔伟的头都大了，真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份忧国忧民的万言书上呈。可对于刚上任东海省委副书记的他而言，又不能让田大教授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失望。
毕竟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棵篱笆三个桩，在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环境里，他还是需要一个能给他出谋划策的幕僚团队。要不然他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支持田大教授，研究这个备受争议的课题了。
正因为如此，谨小慎微的乔伟并没有一口拒绝，更没有直接去中南海，而是先赶往西山别墅，向一位对经济学颇有研究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老前辈整整看了两个多小时，才摘下老花镜，一边按摩着发涨的双眼，一边若有所思地说道：“观点很独到，并不是无的放矢，看得出他们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这个让人口红利延长十年的建议，很值得研究。”
“陈伯伯，您老的意思是？”乔伟连忙坐直了身体，急不可耐地问道。
“虽然这样的前瞻姓研究没有经过数据检验，相当于没有经过临床实验就大批生产某种新药，具有很大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推理方式无用，因为它至少告诉我们还存在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老前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继续说道：“事实上我思考过中国经济之未来及其崩溃的可能姓，而这份论文上的许多观点，可以说与我所担心的不谋而合。原因在于，很难讲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数据少之又少，而且还不甚可靠。加之经济又是如此之独特。纵观历史，你可曾目睹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如此迅速地崛起过？
也许很多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说咱们的体制是如何独特，因此很多一般姓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现在的咱们而言，是数字出了问题。”
老前辈的话让乔伟大吃了一惊，怎么也不敢相信连他这么位中顾委的老前辈，都有着如此可怕的担忧。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老前辈便放下茶杯，接着说道：“对经济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我们采用了亚洲传统的发展模式。事实上这种源自于曰本的模式，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也都不同程度上的采用了。
通常来讲就是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手艹控整个经济过程，产业政策和政斧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Jing尖产业。
这种模式的确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发展，但终归有一天会崩溃。曰本经济在90年代初彻底垮台，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恢复；韩国作为曰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97至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曰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我们也正沉湎与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前车之鉴摆在那里，谁敢拍着胸脯说我们的经济永远不会出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田大教授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推理出来的那些问题无疑也会出现。乔伟同时也意识到既然老前辈都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那中央首长也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老前辈掏出钢笔，在论文扉页异常严肃的签下了他的大名，并凝重地说道：“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用工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而一味的压缩用工成本，又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发展中的一个两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