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铭一直沉默，直到此时才沉沉开口：“资料记载，香港沦陷之前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日占末期变成六十多万，减少的八十多万人里有近二十多万是广州难民，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被遣返的途中神秘消失了。”
“是的。”伊登瞥了一眼自己无法形容的儿媳……女婿……儿婿——算了随便吧——说道，“荣靳之就是其中之一。”
“你是怎么知道他被关进了南石头惩戒所？”李维斯忽然想起自己频繁梦到的场景，讷讷道，“奇怪了，我好像经常梦到难民被遣返的场景，珠江、大帆船、石墙、太阳旗……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些？简直像亲眼见过一样！”
“因为你确实亲眼见过。”伊登叹了口气，道，“让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吧。”
1942年春，荣家二少爷回到广州，多方打听也没找到兄长的下落，而广州的局势一天天吃紧，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缺吃少喝随时面临丧命的风险。荣老太爷忍痛决定举家迁走，万一长子遭遇不幸，起码要把他唯一的孩子保下来。
战火中的家族分外凄惨，也分外团结，荣家二少支持父亲带着母亲与大嫂去英国避难，但自己曾经答应过大哥要一起回家，现在荣靳之没回来，他就不能走。
兄弟情深，荣老太爷拗不过自己的二儿子，只好同意他一个人留下等着大哥，自己带领一家老小远渡重洋去英国和三儿子以及女儿会和。
一行人在海上漂了数月，里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英国，谁知纳粹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那里，英国的局势也开始恶化，荣氏开办的工厂和商行陆续倒闭，全家入不敷出。
再这么下去，不等仗打完整个家族就败落了，荣老太爷多方计划，决定去当时相对稳定的美国发展。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和老妻带走了长媳和小孙子，把一对儿女留在英国，继续寻找翻身的机会。
自此，整个荣家分成了三支，荣老太爷带着荣靳之一脉在美国扎根，荣家三少和大小姐在英国从商，而荣家二少则留在国内，经历了抗战、内战、十年浩劫，成了新中国的一份子。
此后的大半个世纪，这三支人马各自发展，随着局势动荡、血缘稀释而彻底失去了联系，留在美国的那一支更是改姓为“Reeves”，变成了标准的美国公民。
“所以，我们就是荣靳之一脉的后人，你的曾祖父就是当年荣家大少的独生子。”伊登说，“关于家族旧事我原本知道的并不多，你曾祖父记事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他也只是在荣老太爷口中听说过一些片段，转述给我的更是少之又少。”
顿了一下，他的眼神变得凝重，轻声说：“我真正了解这些事，知道我们荣家承受的这些苦难与仇恨，是在和你母亲结婚以后。”
伊登在高中时代便认识了李维斯的母亲李珍，因为相近的血统，相似的性格，两个人很快便互相产生了好感。考上同一所大学以后，他们更是立刻坠入爱河，如胶似漆地粘在了一起。
频繁的约会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李珍怀孕了。彼时伊登不过二十一岁，刚刚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
Reeves家和李家都保持着一定的中国传统，既然有了孩子，两个人又如此相爱，双方家长顺理成章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蜜月过后，这对新婚小夫妻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伊登的父亲便将儿子从小到大的书籍玩具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
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低眉敛目，似乎陷在了某种深刻的回忆里。
宗铭等了片刻，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抬眼说了一声“谢谢”，继续道：“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发现了一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指明要让我继承，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包括他自己在内。”
李维斯心中一动，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
伊登呷了一口咖啡，沙哑地说：“那是荣靳之的日记，确切地说，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
1942年初，荣靳之乘坐一种船头画着红色圆圈，俗称“大眼鸡”的三轭帆船从水路去往广州，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检疫”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头惩戒所。
和他一起被扣下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于骅。
于骅也是广州人，中学毕业后在香港工作，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他随身带着相机，一路走一路拍，将“大眼鸡船”从香港出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下来。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在船上闲来无事，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
两人一个爱拍一个爱写，惺惺相惜，逐渐变成了好朋友。
进入南石头惩戒所以后，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波字第8604部 队”对返乡难民做下的不见天日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