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十五年前，时任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的三号首长，曾陪同分管医疗卫生的副总理，接见过刚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曰的乔纳森-曼恩博士。
可能是艾滋病太过可怕，当时的对话三号首长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的曼恩博士非常忧虑，生怕中国的艾滋病得不到控制，向副总理以及参加会面的卫生部官员提出过一个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副总理当时的回答铿锵有力。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曼恩博士的话一语成谶，艾滋病已成新的国难。
但是，依然没引起上上下下的足够重视，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毒还在疯狂的传播。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步履缓慢，新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同样没有真正的突破。面对艾滋病病人，我政斧和社会依然存在不理姓态度。
正因为如此，三号首长才默许了乔伟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他也只能做这一步。毕竟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一号首长在政治上又是那么的中庸，想让他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无疑是翻上届甚至上上届的旧账，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再说政治局常委分工各有不同，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他，哪能轻易干涉国务院的内部事务。
一边倒的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正进行着全方位的博弈。这场博弈的胜负，不仅关系着能否出台有效的防控和救助措施，而且还直接关系着乔伟的前途。
不得不承认，乔伟找了个好幕僚和好外应。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打下来，把犹豫不决的国务院逼得退无可退。不但承诺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同时还准备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默许就是支持，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被提上曰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他这个刚上任的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政治影响力是得到了巩固，可方式方法却备受争议。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像这样挟民意推动改革的行为，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种表现。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必须要给方方面面一个交代。打定主意见好就收的三号首长，经过一番权衡后，还是把他的良师益友—社科院学部委员陈老先生请了过来，当着乔伟的面研究田文建的问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原以为师承闻博，其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也应该追随他老师的老师辅成老先生。可看完他的论文和授课视频后，才发现他们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陈老先生担任过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现在还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的话让三号首长有点意外，忍不住地笑问道：“这么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辅成老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尽管他是中国lun理学第一人，但提倡的一些理念与意识形态相悖。既没有像他的同学乔g华一样从政，也不像季x林那样当官方讲爱国主义的时候，他就大谈特谈爱国主义，说烧成灰也是爱国的；当政斧讲弘扬传统，他就提议把孔教立为国教。
正是因为他的学说和他平时的说法并不符合上意，于是被打入冷宫，被冷处理，被雪藏。除了在哲学界有点影响力外，甚至都不为外人所知。
意识形态无小事，事实上也正因为田大教授有这个渊源，乔伟才把他定为成自己的智囊，而没有想方设法的把他拉入仕途。
陈老先生不仅仅是首长的良师益友，而且还是首长的“文胆”。他说田文建没问题，那田文建在政治上肯定就没问题了。
就在乔伟欣喜若狂之时，老先生话锋一转，接着说道：“担不担心先放在一边，我说的仅仅是学术。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在哲学上的造诣很可能连闻博都不如。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出色的哲学老师。
‘杀人、食人、救人’三步曲，讲得绘声绘色，通过大量的例子，分析了关于理解公正、道德的三种思路。就那些例子和分析而言，他赋于了学生们比较多的思考空间，至少是把它当成一种衡量的尺度，来检验自己的判断原则。”
这还用得着你说吗？要不是这样，他能成为江大最受欢迎的老师？当然，乔伟也只能在心里想想。见老先生的杯子空了，连忙站起身来，给政治大佬和学术大佬续水。
“与辅成老先生一味的强调道德lun理和人道主义不同，他用他的方式，给学生们提出了五个问题和一个忠告。一是道德判定应该是根据行为的结果，还是行为本身？而这个道德的核心问题，却决定了人们对公正这个词南辕北辙的定义。”
从政斧的角度上来看，只要能够维护经济稳定，政治平稳，用专政手段对付几个反动者根本不算什么不道德。这种不关注行为本身是否道德，只在乎结果的道德推理，如同马基雅维里在中所倡导的：“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可以原谅一切手段”一样，会让人们